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,,蘇聯(lián)專家阿爾辛杰夫認為,,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(xiàn)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,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,、歷史,、文學以及所謂的社會學,這對帝國主義有利,。而按照蘇聯(lián)的經(jīng)驗,,十月革命后,,蘇聯(lián)的高等學校,不再是培養(yǎng)“大而無當”的博學通才,,而是培養(yǎng)具體的專門人才:工程師,、醫(yī)師、教師,、經(jīng)濟學家,、農(nóng)業(yè)專家、統(tǒng)計專家,、采礦專家等,。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,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(fā)展,。
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,,中國高等教育確立了“以蘇為師”, 按照蘇聯(lián)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,。正是按照這個方向,,中國在1952年開始了激烈的院系調整。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,,所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都遭到裁撤或改造,,在1952年的開學季,成批的舊大學和它們的故事,,成為諱莫如深的歷史記憶,,成批的新大學和新興工學院成為新時代的驕子——它們都是人民的大學。
通過模仿蘇聯(lián)高等教育思想,,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學術體制建立了,。從1952年到1953年,綜合性大學從55所減少至14所,,工學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,,師范院校從12所增至33所。到1957年,,全國高等學校共設置專業(yè) 323 種,,其中工科就有183 種,學生數(shù)也由 1947 年的 17.8%上升到1957 年的37%,;而文科,、政法,、財經(jīng)各專業(yè)比重急劇下降,,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學生占大學生總數(shù)中的47.6%,1952 年則降到22.5%,,1957 年又降為9.6%,。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和文科在校學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國家,。
基于經(jīng)濟主義視角、實現(xiàn)工業(yè)化的熱望,,院系調整使舊的“通才教育”為新的專業(yè)教育所替代,;學問被急用現(xiàn)學所替代;科學家被專家所替代,;抽象而廣博,,被具體和單一所取代;教書育人的學校成為制造實用工具的工廠,。
在這種主流意識之下,,中國的高等教育傳統(tǒng)從此斷裂,它的后果是明顯的:20世紀上半期形成的民國學人群體,、治學精神和學科生態(tài)拆分瓦解,;全新的知識分子與國家、大學與社會,、政治與教育,、學術和道德的關系逐步確立。 今天,,如果追根溯源,,1952年,正是這場斷裂的起點,。
教會大學不能見容于新政權,,幾乎是注定的命運。另一方面,,以蘇聯(lián)為師對中國大學制度的調整,,也與教會大學的辦學理念格格不入。在1950年6月召開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,,中央確立了學習蘇聯(lián)模式改革中國大學制度的方針,。如何改法?教育部請來的總顧問阿爾辛杰夫一言以蔽之:消減綜合大學,,增加單科院校,。在蘇聯(lián)專家眼中,中國大學的院系,、專業(yè)設置太過脫離實際,,為學術而學術。院系調整就是要大量培養(yǎng)能直接參與國家經(jīng)濟建設的專門人才,。蘇聯(lián)式的專才教育與教會大學一貫奉行的通才教育,,南轅北轍。
在基督教傳統(tǒng)中,科學的價值是超于技術之上的,�,?茖W是為了認識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,上帝的理性與自然法則是同一的,。因此,,早期教會大學中除了醫(yī)學外,多是人文學科和純科學,,工程學科幾乎沒有,。希望趕緊“西學為用”的中國人曾經(jīng)批評,教會大學的課程設置“殊少社用之價值,,徒為虛糜光陰”,。而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則反駁說:“生命之豐富者,意為教育所以助人創(chuàng)世,,學校所以教人為人,,決非徒為謀生而設……果熟習歷史、地理,、文學及種種科學,,則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廣,而其生命亦愈大,。否則,,日從事一部之學、職業(yè)之說,,只會縮小生命之興趣,。”
“菁莪雅化,,學明行修,,教澤奏奇功。人文薈萃,,中外交孚,,聲譽滿寰中。良師益友,,如琢如磨,,情志每相同。踴躍奮進,,探求真理,,自由生活豐。燕京,,燕京,,事業(yè)浩瀚,,規(guī)模更恢宏。人才輩出,,服務同群,為國效藎忠,�,!�60年后,當燕京的老校友們唱起這首燕京大學校歌時仍禁不住熱淚盈眶,。然而,,那些曾經(jīng)的教會大學,那一代學人和他們追求的博雅教育傳統(tǒng),,早已隨風而逝,。
在教育界,“思想改造”的重點正是要清除英美辦學理念對各個學校的影響,。清華大學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響尤甚,。即使在機械系,教授們也主張“通才教育”,,認為“同學們對于基本的功課,,應該重視。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識,。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來辦工程,,所以政治、經(jīng)濟,、歷史,、地理、社會學等,,都得知道一點”,。
潘光旦本人更是這種美式教育的典范。他于1913年入清華學堂學習,,9年后,,來到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(Dartmouth College),主修生物學,,兩年后獲得學士學位,,此后繼續(xù)在美國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(yōu)生學記錄館、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,、哥倫比亞大學,、馬薩諸塞州林洞鎮(zhèn)的海濱生物研究所等學校和機構,學習優(yōu)生學,、人類學和生物學,。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國大學鼓勵學生跨學科學習,。潘光旦充分“享受”了這種自由,他的興趣并沒有停留在生物學等自然學科領域,。人們經(jīng)�,?吹街糁盏呐斯獾┱煸趫D書館里逛來逛去,什么書都看,,從心理學,、文學、哲學,,到犯罪學,、日本歷史、德國思想等等,。1934年,,潘光旦回國后,很快就在學術界嶄露頭角,,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領軍人物之一,。
事實上,蘇聯(lián)不僅沒有取消社會學,,恰恰是中國取消了社會學之后,,蘇聯(lián)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學開始迅速發(fā)展,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,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