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立于1928年的“中央研究院”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科研機構,,也是目前臺灣地區(qū)的最高學術機構,擁有包括高錕在內的多位諾貝爾獎得主,。
用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的話說,中科院與“中研院”同根同源,。而在1949年之后,,兩個學術機構走過了不同的道路:前者體現(xiàn)了中國式的科研體制特色,而后者深受西方模式影響,。
正如人們所知,,大陸在2012年啟動了新一輪科研體制改革。在這個背景下,,本刊記者就兩岸科技體制問題,,專訪了出席“海峽兩岸生命科學論壇”的現(xiàn)任“中研院”院長翁啟惠,。
“海峽兩岸生命科學論壇”由中科院主辦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,,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承辦,,主要議題涉及基因組與進化遺傳學、生化分子生物學,、植物與農業(yè),、醫(yī)學與神經生物學四方面內容。
作為兩岸科技合作的一個代表,,有20位中科院與“中研院”院士以及兩岸科學院相關人士參加本屆論壇并作大會報告,。
現(xiàn)年65歲的翁啟惠在2006年成為“中研院”第八位院長,并兩次獲得連任,。作為國際生命科學領域的權威,,他同時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在你眼中,,“中研院”和中科院在管理上有什么差別,?
翁啟惠:我覺得中科院人數(shù)眾多,非常龐大,,并且在各省區(qū)分散著眾多分院,,從管理上來講更具有挑戰(zhàn)性,白春禮院長比較辛苦,。
“中研院”的科研院所比較集中,,人數(shù)較少,總共才8000人左右,。正式工作人員大概有1200名,,其中約900名是研究人員,約300名是行政人員,。另外還有近4000名工作助理,,以及1000多名博士后和2000多名來自臺灣各大學的學生。而中科院人數(shù)則超過10萬人,。
同時,,我們的科研經費主要是來自政府部門,每年都有一定的預算,,大概有100億科研資金,。
中科院每年超過千億元的科研經費也是來自政府,但與我們不同的是,,政府提供給中科院的科研經費,,一部分需要科研人員通過競爭才能拿到。而在我們這里對科研經費的競爭很少。
從結構上,,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沒有分出去,,院士涵蓋各個領域,并有近百名院士同時擔任美國的院士,,有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,。而中科院原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出來后,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,。此外大陸還有一個中國工程院,。
我們的定位是最高學術研究機構,主要任務是從事學術研究,,培養(yǎng)學術研究人才,,并與臺灣地區(qū)的大學進行合作。但不能授予學位,。而中科院下轄兩所大學,,可以授予學位。有時,,我們還要給政府部門提出政策建議,,做科研政策的參考。
其實,,臺灣一直非常重視科研,。臺灣缺乏自然資源,只能靠人力和科技,,通過對人才的培養(yǎng),,提升經濟的發(fā)展。所以,,政府部門以及整個社會,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都一直很重視,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在科研方向上的主要差別是什么,?
翁啟惠:科研的發(fā)展,一般分為兩個方向,。一種是讓科研自由地發(fā)展,,有點像放牛吃草,在國家資源比較豐富的時候,,更能夠采取這種方式,,讓其自由發(fā)展。當然,,有的可能會失敗,,有的可能會成功。不過在自由的發(fā)展之下,一定會有一些新的東西研究出來,。另一種發(fā)展方向是政府掌握大的科研方向,,具有很強的規(guī)劃性,由上而下引導科研的走向,。
在臺灣,,問題導向型的重大問題的研究,科研經費占到一半以上,。為了科學而研究的自由型研究,,其科研經費超過40%。
我的觀察,,大陸也在這樣做,,但是更偏向于問題導向型、計劃型的研究,,用大的投資來解決大的題目,,而個人自由型的研究則相對較少。這從我們兩個機構的研討會上可以感覺到,。對于科學發(fā)展,,這兩種都非常重要。大陸的計劃型的研究,,可能會使科學家功利性較強一些,。在我看來,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,,自由型跟計劃型要并重,。
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,科研就是探索未知的過程,,很多東西都是目前無法想象的,,只有帶著好奇的心理投入進去,才會有新的發(fā)現(xiàn),。具體采取怎樣的科研發(fā)展策略,,要看國家和地區(qū)的資源與人力情況。
大陸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,,臺灣也有一個科學發(fā)展委員會,,不過,它只是扮演對科學研究進行補助的角色,。
大陸最近幾年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經費,,使科學研究得到快速成長,這是一個很好的現(xiàn)象,,將為社會的長久發(fā)展奠定好的基礎,。
另外,,大陸人口較多、人口基數(shù)大,,更容易培育出優(yōu)秀的人才,。同時,大陸出國深造的人數(shù)非常多,,他們的學成回國也會促進大陸的科研發(fā)展,,對整個國家的發(fā)展有深遠的影響。
我通過尖端的研討會了解,,相比而言,,大陸做的科研項目都是規(guī)模宏大的問題,涉及國家發(fā)展的重要方面,。而臺灣地區(qū),,選擇的題目可以說是小而美,比較精致,,比較個人化,。所以,臺灣地區(qū)和大陸的科研合作,,有一定的互補性,。在未來的合作中,將有更多的機會,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你談到的這種宏大與精致的區(qū)別是如何體現(xiàn)的,?
翁啟惠:比如在這次“海峽兩岸生命科學論壇”上聽到的中科院動物研究所所長康樂院士講關于蝗蟲的研究,以及軍事醫(yī)學科學院院長賀福初院士關于肝臟蛋白質體的研究,,這都是大規(guī)模的研究,,對生物、生命科學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,。
臺灣資源有限,,沒有辦法什么都去做,必須要通過很好的選擇,,選擇一些自己有能力,、有辦法和國際競爭的項目去做�,?v使一些比較迫切的議題研究規(guī)模比較小,如果在問題的選擇上較為合適,,也會產生較好的影響力,。
現(xiàn)在,全世界的科研經費不斷減少,,申請經費的難度增大,,造成往重點方向發(fā)展的趨勢,。大陸科研經費相對充裕,在選擇題目的時候,,有些是針對國家發(fā)展需要大題目投入,。大陸幅員遼闊,南北差距較大,,存在多種問題,,如果國家對發(fā)展的重要問題進行科研研發(fā)的投入,對將來,,無論是從解決問題的角度,,還是在探討未知事實真相的角度來看,都非常有幫助,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目前大陸輿論對科研經費的迅速增加也很擔心,,因為涉及分配的評估機制還不夠完善。
翁啟惠:是的,。所以說,,評估機制的建立很重要。一個好的評估機制,,對科學界,、學術界來說就是一個好的游戲規(guī)則。一旦建立起來好的評估機制,,將會推動整個科研體制健康發(fā)展,。
目前臺灣的評估機制做得比較細致。有些人抱怨評估中太偏重論文的發(fā)表,,缺乏對社會效益的重視,。有些人建議,要根據(jù)學校發(fā)展的特色來設計不同的評估指標,。
學校應該有發(fā)展方向的差異性,,評估的方式和內涵應該有所不同。現(xiàn)在看來,,學校比較一致化,,導致培養(yǎng)出來的人才同質性太高,無法凸顯特色�,,F(xiàn)在在臺灣,,針對科研評估的制度,以及整個科研機制也在檢討,,探討怎樣做才能更精進,、更符合大家的期待。
我對大陸的科研評估機制不太了解,。只了解一些百人計劃,、千人計劃,,通過人才引進計劃,進行重點投入,,但具體怎么評估,、科研經費怎么核定,我不太清楚
點評:
真給天朝面子,,翁院長講得很客氣,,實際上呢,大陸不是科研,,是項目,。教授不是教授,是科技包工頭,;研究生不是研究生,,是高學歷包身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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